從步入本世紀第三個十年開始，中國醫藥產業即呈現出不同以往的競爭態勢和走向。醫界和藥界的技術領域高端人才寄希望于原創新藥（First-in-class）開發，但是藥企、資本實際上更支持改良型新藥（Better-in-class），而正在市場縱橫馳騁的四千多家藥企中的絕大部分，實際上還在為完成仿制藥一致性評價而奔波，這就是中國醫藥領域的現實—相同的政策、相同的市場，不同經營能力的藥企共存、競爭、分化、迭代。

　　帶量集采從2018年末啟動以來，已經從試點到常態化，從化藥到部分生物 藥、中藥乃至醫療器械，從國家到區域性、不同治療領域，到全面開花、深入階段，而今第六批集采已經完成談判；與此同時，與Biotech、Bio Pharma、Big Pharma三類藥企欣欣向榮相比較，傳統藥企面臨生存與發展雙重困難、轉型和創新雙重尷尬。

　　還有一些問題雖然沒有以上問題尖銳，但同樣困擾著醫藥產業。如中國藥品市場能否大規模支撐創新藥支付？中國醫藥市場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以哪類 藥為主？集采持續降價是否有終點？后續還會有什么樣的顛覆性政策出臺？沒 有戰略不行，有戰略又無法落地變為現實，外資藥企本土化進退維谷，本土Big Pharma國際化患得患失，怎么辦？

　　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要基于對中國目前醫藥產業及其底層邏輯有更為清晰的認知和確定性判斷，也是中國醫藥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和前提。

　　挑戰重重

　　縱觀全球主要經濟體醫藥領域近百年發展歷程，就會洞見到中國醫藥產業正在面臨四重挑戰：

　　首先是從增量市場向存量市場過渡。中國醫藥市場四十年基本走過了“20%左右超高速增長”“12%左右高速增長”和“8%左右的平穩增長”三個階段，2020年和2021年疫情時期的增長數據不具有代表性，進入5%左右甚至更低的增速可能是未來的常態。前期產業研發投入、新產品投入和生產設施更新換代積累的勢能必將在未來釋放。藥品市場不可避免地將從“搶”增量變為“替換”部分存量，所以這是行業的 “升維”競爭，企業必須用“升維”的辦法來應對。

　　其次是全球產業鏈的重構。中美競爭和新冠疫情帶來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化和競爭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包括醫藥在內的產業領域，而且技術封鎖是主要殺手锏。國內藥企及其上下游企業成規模出現的問題也將打亂原有產業鏈中的供求關系。中國藥企必須走國際化道路，但也要有足夠的措施和手段確保產業鏈安全和技術持續進步。

　　再次是藥物成本劇增。主要經濟體2020到2021年的貨幣量化寬松帶來的物 價飆升正在從大宗產品向下游傳遞，加上國內員工收入增長的壓力、電力價格市場化措施、其它能源短缺等一系列因素，藥品成本壓力也必將劇增。

　　最后是市場準入壓價。國家帶量采購和新藥“國談”是中國醫藥市場繼物價局審批藥價、招投標之后價格管控的第三個臺階，現在正在擴大覆蓋面并延伸到各個細分領域，短期內看不到停止的必要和可能，未來還有可能有新的措施繼續管控藥價。藥企僅僅依靠長期以來“小改小革”等運營措施將很難應對。

　　中國醫藥產業的短期使命是解決成本、效率和技術、模式創新；中期使命在國際化。從長遠看，人才將是制約中國醫藥產業發展的最大瓶頸。而人才的培育不是一家藥企也不是整個中國醫藥產業所能完全解決的，甚至可以說不是一國所能完全解決的，需要國際人才交流。

　　中國近百年來每次產業成規模的技術躍升和進步都與人才的國際交流有關。

　　如果說還有第五個挑戰，那就是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以政治為中心帶來的非常規挑戰，在未來一兩年還可能 “飛”出不止一只“黑天鵝”。

　　康美藥業帶給醫藥產業的標志性意義不僅僅是上市公司違規遭到頂格處罰，實質上是近現代產業界創造的有限責任基礎上的公司制變為無限責任， 尤其是獨立董事承擔的無限責任，這個 “黑天鵝”放出來的影響不僅對醫藥產業甚至對整個產業界的不可預期，現在沒有誰知道“喪鐘”為誰而鳴。

　　很多當下充滿生機的藥企，早期都來源于經營不善甚至瀕臨倒閉的各種形式的國有藥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由所在地方政府推動或批準轉制為有限責任的公司制，這其中由于政策和法律環境不完善，按照現在的標準有些手續也不是很完善，由此埋下未來成長的“地雷”。這些成長中的缺陷或所謂的“原罪”本來可以通過法治等手段，在公司治理框架內化解，但是經常被一些既不是股東也不是員工更不是監管者等非專業人士拿出來“炒作”，給本來就復雜的經營環境更添變數和復雜性，不可避免地會為這些藥企經營帶來不確定性，必須引起警惕，同時也要有恰當的應對措施。

　　基于此，加上新冠病毒變異給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企業壓縮存貨、保證流動性、謹慎投資、重視合規并盡快完成整改顯得尤其重要。

　　破解原創新藥尷尬

　　發展原創性新藥，無論從提升中國醫藥產業在全球醫藥市場競爭力角度還是從提升“中國藥品”在全球醫藥市場品牌定位角度；無論是提升滿足百姓日益增長的對藥品技術含量和療效要求的能力，還是實現“健康中國”愿景的能力都是必須的。但是，從現實來看，確實存在諸多困難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毋庸諱言，原創新藥開發確實存在諸多無法把握的風險，這點從發達國家原創新藥發展的歷史可以得到非常充分的證明，不僅臨床前失敗率高，就算是 處于I、II期甚至III期的藥都有夭折的可能，而這些“沉沒成本”最后都要由成功 走向市場的新藥承擔，所以新藥進入醫保的過程中，談判雙方不僅僅要考慮藥 品本身研發投入的收回問題，也要考慮 到“沉沒成本”的收回問題。前段時間康弘藥業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全球多中心臨床試驗失敗，經營團隊、研發團隊經受很大壓力，股價下跌，客觀上說明中國藥企包括各類投資機構底子還比較薄， 還承擔不起更大風險，這是現實。

　　藥品創新在操作層面屬于技術應用，技術層面本身雖擁有不小的創新空間，但也受科學發明發現的限制，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受限于科學的邊界。所以創新藥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化學、生命科學、生物學或這些學科的交叉領域有新的科學發現、發明和理論突破，而本世紀以來的二十年，全球 除人類基因組計劃、干細胞研究、克隆技術以外，鮮有更多突破性進展，尤其是在化學、化工等領域。

　　就中國而言，原創新藥涉及的領域非常多，中國在很多單項領域沒有積累或者剛剛起步，已經起步的也尚未達到全球領先水平。從理念到方法乃至科學 發現、發明及技術創新所需要的儀器、 工具都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原創新藥整體的進步確實還有一段比較長的道路要走，需要持續努力。

　　就現階段而言，在中國創新藥領域，不論是資本方還是科學家，都在追求快速出成果、高估值、快速變現，甚至急于追求模式創新，創新氛圍明顯浮 躁。創新是一個長周期過程，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定力，需要尊重規律，保持耐力，聚焦長期價值的定力。

　　創新并非線性模型，而是一個生態系統。創新具備聚集性和開放性，創新會激發、帶動新的創新。

　　盡管中國擁有十四億人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醫藥市場，但是沒有全球幾大主流經濟體市場支撐，原創新藥很難在專利期內實現合理回報，包括收回 新藥全周期成本、收回本企業研發過程中失敗造成的成本。相比中國其它產業的國際化水平，以及與中國同時期起步的印度醫藥產業的國際化水平，中國醫藥產業的國際化進程明顯落后。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原創新藥發展水平與國際化水平是互相影響的。

　　中國發展原創新藥并推動國際化的進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這并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在產業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比如原創新藥從起步到發展獨有的特點，更是由于藥品國際化受制于地緣政治格局、國 家之間的市場準入規則。

　　除了積極推動原創性新藥以外，滿足百姓高品質用藥更重要也是最現實的途徑仍然是改良性新藥和高品質仿制藥，同時鼓勵企業進入孤兒藥市場， 給予更多原創性新藥以優先審評、突破性療法、加速審批待遇。

　　藥品制造、檢測及其關聯系統的技術進步，思維方式和經營管理方式的創新也是醫藥創新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僅僅有原創性新藥而制造環節、檢測環節 及相關聯的其它經營環節沒有革命性創新，也會大大降低原創性新藥的作用 和價值。

　　就中國醫藥市場而言，目前的“追趕者”身份不足以驅動長期增長，中國需加強在科學發現、發明和技術領域的創新水平，與國際前沿一道尋找新科技革命突破口，創造長期價值，做大 “蛋糕”。

　　競爭升維

　　一些專家從“錢”的角度認為未來中國市場只有Biotech、Bio Pharma、Big Pharma三類藥企，但實際上中國過去的醫藥市場不是“純而又純”，未來醫藥市場也不會僅僅只是這三種企業的天下，大量的CMO、CDMO、CRO甚至小而專的藥企都有存在的市場空間和價值，而且一些醫藥“新物種”將誕生并具備雛形。中國市場正在增長而且千差萬別，應該有足夠的容量來容納不同類型的、有價值的醫藥產品及其企業。

　　創新、國家帶量采購將推動產業進一步分化，國際化和國產替代的對決將推動制度層面的進一步變革，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必將促使醫藥產業鏈重新組合。

　　新的環境、新的局面、新的競爭格局預示著市場競爭升維和競爭方式的革命性變化。過去非常有效的一些競爭方式在未來將沒有發揮作用的舞臺，很多經營者熟悉的經營方式不靈了。一批新型藥企將應運而生，同時一大批不適 應新環境的藥企將被淘汰，能夠填補未被滿足市場需求的新藥企將創立。

　　從過去政府事務（關系）競爭、價格 （成本）競爭、產品文號競爭、銷售手段競爭、淺層新模式競爭向藥品技術含量以及由此引發的療效和安全性競爭、戰 略和全局性競爭、深層新模式競爭、綜合運用新技術新模式形成“新物種”競 爭，越來越接近醫藥產業規律和底層競爭邏輯。

　　未來藥企之間的競爭策略和措施必須同時兼顧到第一部分提到的四大趨勢，同時要做好近期、中期和遠期戰略和資源布局，以化解短期成本、效 率、技術、模式創新四大困局，中期國際化困局和長期的人才瓶頸。

　　由集采帶來的成本和利潤空間問題、競爭升維問題、技術壁壘問題都無法繞過科學發現、發明和技術進步。

　　與當前主流觀點不同的是，用科學和技術武裝醫藥產業是一項系統工程， 而不僅僅是創新藥。在靶點發現方面有賴于化學、生物乃至生命科學領域更進 一步的革命性進展，藥物研發則要以科學發明和化學、化工、生物、生命、檢測技術乃至儀器工具等領域的技術進步為基礎。藥品從原輔料到生產制造再到患者手里，需要更多包括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網絡技術在內的革命性創新。而這些僅僅在醫藥產業內是很難完成的， 必須跨行業、跨領域進行合作。

　　決策者的定位

　　變化的時代，決策者應該在哪里？

　　一些藥企經營者經常心存疑惑的 一個問題是：一線要去指揮，決策需要及時，外部溝通責無旁貸，還要經常參加論壇、學習班學習。在這些經營者頭腦中，一日不學習就會落后。實際上很多人都混淆了知識、認知能力和智慧 的界限，混淆了人生不同階段的職責所在。很多人每天追逐、談論的都是產業新聞，例如集采第幾次開標、新的“顛 覆性”政策、新產品過評、哪個新藥進 入醫保，占用了大量的美好時光，而且產業新事層出不窮，多數都不具有指標性意義，都是大的趨勢中的一個小 “浪花”。

　　那藥企決策者在烏卡（VUCA）時代究竟應該在哪里？

　　已經把藥企一路做起來的經營者不是不需要學習，而是必須升級自己的學習方式：深入經營一線，哪里有鮮活的實踐，去探究、去激發、去綜合、去梳 理，一定有收獲，聚集起平時觀點不同的醫藥領域經營者或專家去溝通、探討也會有不同的收獲。從第二方或第三方視角總結，特別是反思自己走過的經營道路中的成敗得失，也是非常難得的。 能夠有幾位了解企業和自己、能講真話的顧問也是成功者的選擇。

　　中國市場經濟歷史短，經營者最缺乏的是應對大面積、顛覆性變化的能力。面對當前醫藥產業政策的變化和市場的競爭，這正是經營者鍛煉自己認知和應變能力的極好機會。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高速發展實際上是“跟隨”的結果，我們樹立的很多“精神”也是跟隨經濟而不是原創精神，不是“0”到“1”而是“1”到“N”。中國醫藥產業過去四十幾年幾乎所有大的創新舉措也是“跟隨”的結果。跟隨的好處就是不用看方向，按照領路企業的道路努力就可以。

　　面對競爭方式的升維，不同藥企的組織能力和競爭優勢差別很大。是需要采取比較激烈的變革措施還是比較柔性的漸變式措施？是否需要通過裁減舊的產品線同時增加新的產品線來改善藥品結構？對于這些問題，決策者確實需 要審時度勢。

　　更為關鍵的一點是決策者的自我提升和自主迭代能力。在職場中，絕大多數人士都認為可以通過學習而自我提高，實際上也確實有作用。但是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不同的職業角色、不同的人生階段、性格、學習方式的效果差別 非常大。在操作層面，學習和實踐是非常好的成長路徑，但是對于經理人尤其是成長到決策層的經理人來說，普通的學習、讀書方式可以提高其技能，但在大跨度提升決策水平尤其在改善性格方面，學習已經起不到根本性作用。

　　在學習效果、自省能力和自我提升能力都無法適應競爭的情況下，決策者尤其是企業股權占有絕對多數情況下的決策者必須理性選擇自己的進退方式和 時機，為企業發展留出足夠的空間。

　　外資企業的選擇

　　外資藥企具有在全球“征戰”并活下來的經驗，多數也經歷過幾次世界性經濟和政治的大起大落，對中國醫藥市場四十幾年間一些政策和市場的變化應該很淡定。最近在華外資藥企咨詢業務增加，尤其是對帶量采購相關的政策和 趨勢非常關心，從“4+7”到第六批集采， 外資在華藥企從觀望、試探到參加，淡定的外表覆蓋下也是忐忑不安的心。

　　在華外資藥企要解決目前和未來在中國市場發展的問題，必須在更大經營甚至治理層面采取措施。

　　在產品線方面，外資藥企必須拿出更多原研新藥進入中國。不能總是拿過了專利期的所謂“原研藥”和仿制藥 與正在升維的本土企業去競爭。如果說四十幾年的市場“試水”仍不能讓外資藥企下決心征戰中國市場，那將失去非常好的機會。

　　在決策機制設計上，外資在華藥企必須有更多授權。中國市場有其獨特性，在中國之外的其他市場適用的商業模式，可能在中國難以取得成功。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成功需要總部提供足夠的授權、信任、投資和戰略耐心。創新需要自主自發、快速迭代、敏捷反應，因此在華跨國藥企應更快做出決策，授予中國區高管一定的自主決策權。缺乏自主性，會使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部門陷入過多不必要的上下溝通，最終錯失良機， 在以往的歷史中這樣的案例并不少。

　　中國醫藥產業正在經歷規則和生態重構，從掙扎中的藥企到處于巔峰狀態的藥企都在經歷痛苦的蛻變過程，是化蛹為蝶還是蛹殘蝶滅，完全要看藥企自身的認知和選擇。